2018网球年终总决赛决赛|网球肘最佳治疗方法用药|
| 主頁 | 頻道首頁 | 本站地圖 | 論壇留言 | 合作聯系 | 本站消息 | |
古代文化 文化動態 考古發現 歷史研究 歷史人物 外國文化 民俗文化 成語故事 國學經典 文化其他

一個國家沒有自己的思想家、哲學家,是很可悲的

2013-05-04
思想家,歷史研究,哲學家,歷史文化
一個國家沒有自己的思想家、哲學家,是很可悲的
2013-04-30 20:06 左岸文化網 葉廷芳
傅小平:近年,你在人口、文物、建筑等領域的介入,受到媒體和大眾的普遍關注。這反而使你作為德語文學翻譯家和研究者的身份被淡化了。事實上,最初正是因為研究和翻譯卡夫卡和迪倫馬特的作品,你被更多的讀者熟識。尤其是卡夫卡某種意義上成了你的標識。

葉廷芳:我最早知道卡夫卡是在1964年。之前,連他的名字都沒聽說過。在大學里,我們能接觸到的都是被官方認可的蘇聯、東歐作家。那時,周揚他們比較有眼光,覺得雖然有些作品不能公開發表,但內部應該有介紹,所以就以“內部參考”的形式搞了一本《現代文藝理論譯叢》。就是在這本刊物上,我接觸到卡夫卡,他被稱為“頹廢派”作家。我發現卡夫卡在西方文藝批評界有很大的影響,當時就比較留意,希望將來有朝一日環境變了,能把它翻譯出來。

傅小平:后來的事實表明,你研究卡夫卡的興趣,似乎勝過翻譯他的作品。

葉廷芳:這得說到我初讀卡夫卡作品的經驗。1972年,我從干校回來不久,聽說北京外文書店在東郊通縣的一個倉庫,有200萬冊外文原版書要“清倉”處理,我當即通過公用電話把這一消息告訴了正跟我學習德語的何其芳。我們約好第二天下午一起跑到那里去淘書。那確是非常龐大的書庫,絕大多數都是蘇聯東歐國家出版的書籍,原價非常便宜,且一律打三折。德文書大多數都是精裝,且裝幀十分精致、漂亮。幾乎每位古典作家都有單卷本選集,大作家則有全集或選集,我們還看到了心儀已久的《海涅全集》,就各買了一套,打折后僅8.4元。

兩天后,我們又去了一趟書庫。這次發現了兩本東德出版的卡夫卡的作品,一本是《卡夫卡選集》,包括兩部長篇《城堡》、《訴訟》和若干短篇小說;另一部是《美國》即《失蹤者》。但當時卡夫卡在國內是公認的“頹廢派”作家,因而是“禁書”!于是我悄悄問何其芳:這兩部書值不值得買?他嘴巴一撅:“當然值得買!”停了一會兒他又說:“搞研究先不要管它進步與反動!研究以后再來下結論嘛!”這正符合我的想法。

當晚,我回到家后就看完了《變形記》,心想“這就叫頹廢派?”總好像里面有一種說不出的“味道”,不是僅僅用“悲觀”二字就能概括的。不久,我又從文學批評家漢斯?馬耶爾嘴里聽說,卡夫卡的威望已超過被視為20世紀德語文學泰斗的托馬斯?曼時,更是堅定了我日后研究卡夫卡的信念。所以我后來研究卡夫卡的興趣,始終比翻譯他的作品的興趣要大。

傅小平:什么時候開始真正著手研究卡夫卡?

葉廷芳:那是“文革”結束以后的事了。上世紀70 年代末,社會的開放,讓我們感覺到應該在文學上做一些突破。于是,知識界就試圖打破一些“禁區”。我當時所在的《世界文學》雜志,就從卡夫卡等所謂的頹廢派作家開始“破禁”。

李文俊從英文翻譯了《變形記》,他和夫人李佩芬主張由我來介紹卡夫卡,我就趕寫出了一萬多字的評論《卡夫卡和他的作品》,首次從正面肯定卡夫卡。這兩篇一起發表在《世界文學》1979年第1期上。文章發表時,我心理上還有點打鼓,就覺得闖了禁區,會不會遭到責難。所以,就用了名字的諧音“丁方”。我老家人用方言稱呼我就念成“丁方”的。后來看看發了也沒事,膽子就大了,一發不可收拾,又寫了《西方現代藝術的探險者》等,又陸陸續續以專著形式“再論”卡夫卡,在文藝界引起大的反響。

傅小平:用這么短的時間,寫出高質量的評論文章,一定是過去幾年里,你已經有了很深的積淀。這和沒經歷過文革的人對文革前后的“認識”似有出入。也有很多過來人,感慨自己在那段特殊時期里荒廢了青春歲月。我想,這說出了部分事實,但要以為那時候的文學閱讀一片荒蕪,則可能是簡單而片面的。

葉廷芳: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尤其是文革十年。整個中國的翻譯、研究工作幾乎都停止了。這并不是說我們徹底放棄了學習。比如說,七五年到七七年,那段時間沒事可干,我們就想了一個招。因為,當時魯迅走紅,而魯迅對外國文學也不是一棍子打死,而是采取“拿來主義”的態度。那我們就想,是不是可以借魯迅的威望,為外國文學爭一條出路。就這樣,1975年,我和所里幾位不同專業的同事,搞了個《魯迅與外國文學》的課題,想寫一本書。我們把馮至請出來掛帥,和戈寶權、陳水宜等專家一起展開研究。

這前后持續了兩年,后來政壇上刮起了“反擊右傾翻案風”,出版社不得不推翻了原來的承諾。我清楚地記得何其芳憤憤不平說了這樣一番話,他們說魯迅這個偉大,那個偉大,怎么一到外國文學領域就不偉大了?都說他是馬克思主義者,怎么一到這里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了?這太豈有此理了!當然,期間也不完全是一無所獲。我寫了一篇題為《魯迅與外國文學的關系》的論文在《魯迅研究資料》上發表,得到魯迅研究專家、該刊主編李何林先生的好評。所以,那時候的確碰到很多阻礙,但也不能說就沒有積累,沒有知識和精神上的準備。

傅小平:某種意義上,由你主編的九卷本《卡夫卡全集》,可以說是對你研究和翻譯卡夫卡的一個總結。

葉廷芳:可以這么說吧。那是在1994年。在漓江出版社編過“諾貝爾文學獎叢書”的劉碩良,退休了以后要繼續發揮余熱,就和河北教育出版社達成合作, 準備出一套“世界文豪書系”,引進出版幾十位外國文學大家的全集、文集。因為是教育出版社么,全省的教科書都由他們出,資金雄厚,承擔得起這樣的大工程。這樣,他們就找到我來編,我主要幫忙找權威的譯者,做了很多聯系統籌的工作。這前前后后花了兩年時間。中間也出了些波折,有個很好的譯者答應了參與翻譯,結果被派往外國當大使,就臨時找了七八個人來合譯。因為這樣那樣的原因,盡管我最后做了校閱,也不可能逐字逐句核對原文,只能是看到了明顯的錯誤做下修訂,所以譯文難免有不盡人意之處。不過憑心而論,其中張榮昌、趙蓉恒等人的翻譯是相當不錯的。

傅小平:你只是集中翻譯了書信、日記部分。這是為何?

葉廷芳:卡夫卡的小說,翻譯的人多。我就翻譯別人不太譯的部分。其實,如果只是為了研究,似乎沒很大的必要把它們翻譯出來。但卡夫卡的這部分創作有其獨特之處。一則,書信日記在他創作中占了五分之二左右的篇幅。它們不是流水賬,不是感情敘述,而是字斟句酌表達他的思想。他寫自己的感受,表達自己內心的需求,絕大部分就是他的個人獨白,很能反映出他的藝術觀、世界觀。

對讀者認識卡夫卡,應該說是非常重要。而卡夫卡寫的情書,也會改變人們對卡夫卡的慣常的孤獨者的形象。他并不是不食人間煙火,相反對愛情也很渴望,而且非常熱烈。



傅小平:你傾心研究、翻譯卡夫卡,是否與你特殊的個人境遇有關?事實上,在賞析《變形記》時,你就寫道:“人一旦遭遇不幸(喪失工作能力的疾病、傷殘、政治襲擊等),他就不再被社會甚至家庭所承認,從而失去作為人的價值和尊嚴,成為無異于低等動物的 ‘非人’。”這何嘗不是吐露了你的心聲。

葉廷芳:最初讀到《變形記》,就感到非常震驚。它讓我聯想到自己曾經的境遇:畏父與遭棄,心靈上產生共鳴。

我是殘疾人,9歲那年,我與同村的孩子玩騎“龍杠”游戲時,從硬木單杠上摔下來,摔傷左臂。因為誤醫,傷口感染潰爛,命保住了,卻永遠失去左臂。這一下子讓我從家里的寵兒變成了累贅。父親總覺得我給他丟了臉,日甚一日地厭煩我,脾氣變得暴躁,生氣時忍不住就罵我“活現眼”,甚至怨我“怎么不去死?”,使我在他的面前總是戰戰兢兢。

小學畢業后,我因為殘疾被中學拒收。父親畢竟是父親,考慮到我的生計,他背著我大哥做了份田契,將家里最好的一畝半地給我。“我將來不能養活你,這一畝半地你拿它糊口,老婆我就不給你娶了。”我沒要父親的地契,我不相信我一只手就會餓死。

你知道,卡夫卡的父親非常嚴厲不拘言笑。卡夫卡對他敬而遠之。寫作是他的事業,卻從未被家人所理解。他一直想擺脫職業崗位,到柏林去待兩年,去創作。雖然父親的經濟狀況允許,但并不同意。他后來寫了著名的《致父親》,某種意義上這就是一篇檄文,一篇反家長制思想、反父權文化的宣言書。我想,這同時也是他“父親”心結的一種釋放。

父親對我來說也是這樣。我有這么一個心結。現在想來,我其實挺理解他。他曾在搬重物時摔倒導致吐血,最后變成肺結核,十幾年也沒有去過醫院,也不知道有X光可照。他死于肺結核。

傅小平:我想你的研究、翻譯,同時還透視出更深遠的中國背景。很顯然,你捕捉到了歷史和時代的脈動。要不很難解釋,何以卡夫卡來到中國后會產生如此重要的影響。

葉廷芳:隨著西方現代主義思潮的涌入,我們對存在主義,對人道主義的認識都有所深化。這么說吧,馬克思主義比較關注人類的群眾運動,存在主義更關注每個生命個體的特殊境遇。很長一段時期里,我們被種種運動裹挾著前行,嚴重忽略了個人體驗。等到個體解放后,發現自己在生活中碰到那么多磕磕碰碰,很多時候都會產生薩特式的惡心感。比如說,我們做一些很簡單、很基本的事,都意味著要打通很多關節,要跟著獻媚,甚至要陪人上床,這十足的令人惡心!這不只是在文革時期,我們會有這樣的遭遇。文革結束以后,還是有這樣的現象。

卡夫卡的《城堡》,通篇說的其實就是K.辦居住證這樣一件很簡單的事,卡夫卡用了23萬字的篇幅來寫這個事,但到最后K.還是沒辦成。他把人的這種荒誕處境,可以說推到了極致。實際上,卡夫卡寫出了文明的悖論。我們人類一方面看是發展了,但換個角度看也許是倒退了。你比如說,科學發明本該造福人類,但它同時也對人類帶來了危害。科學發明的成果,被用來造核武器,來毀滅人類自己。所以說,卡夫卡的思考,對人類生存有重要的警示作用。

傅小平:某種意義上正因為此,卡夫卡被認為是先知。他的敏感和超強的感受力,使他遠遠走在時代的前面。他的很多憂思后來都應驗了。他的作品也可以說是現代主義、存在主義等思潮的預演,盡管他本人或許未必聽聞過這些術語。

葉廷芳:的確。卡夫卡活著的時候,讀過克爾凱戈爾,感到強烈共鳴和振動,但未必知道什么存在主義理論。所以,在他的作品里,也沒有出現“存在”、“異化”等概念。但顯然表達了這樣的意思。他筆下接近“異化”的詞,更可以當陌生化、疏遠化來理解,可能當“疏遠”來理解更恰當。其實,什么叫“異化”,無非指的人最終走到了生存愿望的反面。卡夫卡作品主要表達的就是這個主題。

傅小平:到了當下,后現代主義思潮盛行。存在主義等已不再流行,在有些學者看來甚至是過時了。事實上,卡夫卡的閱讀熱潮似乎也已經過去。在你看來,把卡夫卡放到后現代視域來闡釋、研究,有何新的可能?

葉廷芳:以我看,每一種學說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它們可能會經歷潮起潮落,但未必就會過時。存在主義同樣如此,它只是沒以前那么熱了。如你所說,現在流行的是后現代主義。我近年做了一個報告,把后現代主義總括了下,就是主張這個世界是多元的,它打破了一元論。一元的世界,意味著誰都想搶占霸權,所以就有了那么多獨裁、學閥。多元的世界則強調每個個體都有獨立存在的理由,它們之間不是互相斗爭,而是互相尊重。比如,前現代時期,無論是表現主義、象征主義、未來主義、達達主義,它們都各各打出旗幟,標榜自己最準確。不過,自荒誕派喜劇開始,包括黑色幽默、新小說派等等,它們都不再標榜什么,也沒表現出什么稱霸文壇的野心。事實上,卡夫卡一直對文明提出質疑,他挑戰權威、偶像。從這點看,后現代主義實際上與卡夫卡的精神是一脈相承的。

傅小平:以我看,文學翻譯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也該是“一元論”的,多少帶有遵“組織”之命的意思。

葉廷芳:尤其在文革期間,無論是研究還是翻譯,都是自上而下由組織上決定的。一般是上面來組稿,這個事先報黨支部,由它推薦誰來寫,按慣例會首先考慮黨員。我在北大當助教時,記得有次舉行“杜甫紀念會”,就是要求只有黨員才能參加。當時我不是黨員,但馮至在會上要做報道,我畢竟是馮至培養的。有這層關系,組織上同意我去看看,要不沒資格去評論的。翻譯的情況也是這樣,都是上面安排翻譯,你才有資格去翻譯的。

傅小平:這種情況,到什么時候結束?

葉廷芳:要等到改革開放以后了,78年是一個開端。那時,我在研究翻譯卡夫卡的同時,也開始翻譯迪倫馬特。其實,也是在“文革”期間,我買到一本當年作為反面教材出版的“黃皮書”《老婦還鄉》,看后很感興趣。所以,一等政治氣候回暖,我就決心從原文即德文本翻譯迪倫馬特。后來,我才發現卡夫卡與迪倫馬特的作品之間,其實有著內在的關聯,就是他們的創作有一個共同的特征,“悖謬”。

傅小平:經常在一些論文或批評文章里見到這個詞,不確定這是早已有之的術語,還是出自你的譯筆?

葉廷芳:這是一個哲學術語,指的一個事物兩條邏輯線的相互矛盾與抵消。當時翻譯著實費了番心思,我還特別與哲學及美學界的朋友反復琢磨,最后才定了下來。這個術語特別能反映卡夫卡的思維特點。可以說,不了解它的涵義,就很難理解他的作品。比如,《城堡》里的K.為在城堡治下的村子里取得一個臨時戶口,奮斗終身而不得。臨死前,他不需要這個戶口了,卻又給了他了。這樣悖謬的例子,在卡夫卡的作品里能舉出很多。同樣,“悖謬”也是迪倫馬特美學的核心概念。就像此前說的,無論我個人的經歷,還是我置身其中的這個國家的境況,乃至人類的命運,都從某種程度上體現出悖謬的特點。所以,我回過頭看,覺得自己在翻譯、研究上的這種選擇,并不僅僅是一種巧合。

傅小平:應該說,迪倫馬特被引進后產生了不小的影響。

葉廷芳:在我考慮引進時,我就知道迪倫馬特的劇本在中國會有影響。但它的成功還是出乎我的意料。我選編且主譯的《迪倫馬特喜劇選》,譯文全部變成戲劇腳本。中國不少劇作家,都把迪倫馬特視為現代戲劇藝術楷模。他至少有7部劇作被搬上中國舞臺,若論當代外國劇作家在中國的上演率,他的排名是最靠前的。

迪倫馬特對我本人也有很大的影響。正是從他開始,我一腳踩進了戲劇界。慢慢地,有些人就把我看做戲劇評論家。當時搞戲劇評論,比較為人熟知的,一個就是我,另一個是研究俄語文學的童道明。反正,話劇界經常送票來,讓我們就劇本的編排等等發表意見。那幾年,我一口氣就看了一千多個戲。

傅小平:戲劇的現狀看起來不容樂觀,你做何判斷?

葉廷芳:說實在的,戲劇不缺導演,但缺演員,更缺優秀的劇作家。現在有寫作能力的,都轉到影視創作上去了。寫話劇掙不了錢,養活不了自己。

傅小平:我注意到,你沒有在戲劇研究上停留很長時間。此后,就把視野投向了其他領域。當然回過頭看,還是文學研究和翻譯讓你走向了寬廣的世界。事實上,正因為有了中西文化的對照,你的思想和言路才得以真正打開。

葉廷芳:1981年,我對卡夫卡和德語文學的研究,已經引起了國際學術界的重視,德國一家研究機構就向外文所發函,邀請我去德國進行學術交流。就在我辦好一切出國手續后,卻突然接到外事部門的通知,說暫不能出國,因為我身有殘疾,生活不能自理。這事讓我很受刺激。錢鐘書先生也為我憤憤不平說,當年潘光旦一條腿走遍世界,如今葉廷芳一只手就不能出國?后來在所長馮至的力爭下,我才得以出國訪問。

傅小平:作為我國德語文學研究的權威學者,此后你又多次應邀赴歐洲講學或作學術交流,足跡遍及德國、意大利、法國、比利時、荷蘭、匈牙利等國。1987年,你還曾到迪倫馬特家中作客,有什么特別深刻的印象?

葉廷芳:迪倫馬特是個很風趣的人。剛見面的時候,我們雙方都有些拘謹。他一喝了酒,話就多了起來。他帶我去看了他的書房,四五十平方米的空間,很寬大。其中一半都是藏書。我看了下,里面有馬克思的《資本論》。也有中國的書,比如老莊著作。還有法國人寫的中國皇帝。迪倫馬特尤其喜歡康德,他認為康德比黑格爾更重要。他還藏了一些存在主義哲學的書。他自己的寫作也受到這一思潮的深刻影響。他的很多劇本都會出現這樣一個境況,主人公一開始好好的,突然就陷入危機四伏的狀況,他不得不為尋找出口而四處奔走。他寫過一部小說叫《隧道》,就寫一個大學生去學校,坐上一班車進了隧道,就再也出不來了。這車就直往地心里墜。這個過程當中充滿了恐懼,也夾雜著對死亡的渴望,讀了你會覺得很特別。我注意到他家的窗戶,架了一部天文望遠鏡。可以想到,迪倫馬特在創作之余,會坐在窗前仰望星空。

他還問到我他的名字在中文里怎么念?問到我關于中譯本的情況,問我《迪倫馬特戲劇選》該怎么念?我都一一念給他聽,他覺得很特別。我還給他帶去一部織錦,上面織有徐悲鴻題為《金雞破曉》的畫。他說,中國文化很迷人,有一次,他看到一部叫《三岔口》的京劇,看到兩個人在黑暗中打來打去,互相都沒看到人,他覺得很有意思。喝了酒以后,他談興很濃,我們從十二點左右,一直談到下午四點半。因為,五點鐘我和朋友有個約會,就不得不離開了。我帶回來二十來張相片。遺憾的是,有一次出版社要用到照片,我讓女兒給帶過去,但帶回來的時候,她把原件給弄丟了。

傅小平:既然迪倫馬特對中國很感興趣,他是否想過來中國訪問?

葉廷芳:迪倫馬特對中國文化很好奇,他的確很樂意來中國訪問。我回國以后,也就這事向劇協反應過。當時的書記有點左,他說可以請來訪問,不過機票得由他自己出,我們負責招待,屆時送他一件一千多元的禮品。我跟迪倫馬特做了溝通。他想來,但那個時侯特別忙。你想,他是這樣一個人,他要反復修改自己的劇本。每有戲劇演出,都要自己親自參加指點,有時還充當導演。而且,他的想法又是很多,讓這些想法一一落實,要花費大量時間。所以,他不可能不忙。他七十歲不到就去世了。九一年年底,我給他寫賀卡的時候問是否方便前去拜訪?因為我第二年四月要去趟瑞士。是他夫人回的信說,迪倫馬特已經于當月十四號離開人世了。所以,迪倫馬特最終沒有來到中國,成了永久的遺憾了。



傅小平:與德國文化界多年的交往中,想必你對中國文學在德國的境況有深入了解。前幾年,德國總理默克爾訪華,送給溫家寶總理一本作家李洱寫的德文版《石榴樹上結櫻桃》作為禮物,這在中國文化界引起了不小的轟動。就中國的情況而言,如果某位領導人推薦了一本書,那多半有意識形態上的考慮,而且會上行下效產生很大的后續效應。不過,默克爾出其不意的這樣一份“禮物”會給人一種印象,仿佛中國文學在德國很有影響,不管他們是試圖通過中國文學作品了解中國國情,或者純粹是出于對中國文學的好奇與興趣。

葉廷芳:在德國,官方的態度其實沒有那么重要。官員的地位,也不比一個教授更有尊嚴。因為,即使是貴為總理,也不是終身制。很可能干了這一屆,下一屆就得走人,等到下了臺以后,也并不比普通百姓高人一等。所以,官員的態度不會對文學界、翻譯界造成很大的影響,他們會根據自己的喜好和需要來做選擇。

當然近些年,德國對中國文學的關注度有所提高。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中德之間的交流比過去頻繁了。在兩國接觸交往的過程中,自然對雙方的情況就多了一些了解,而且也帶動了翻譯水平的提高。比如說,茅盾文學獎公布后,我們就會把獲獎作家、作品的情況,主動告知德國文化界。這在過去是沒有的,一切要靠他們自己來了解。

傅小平:而從另一位德國人,漢學家顧彬的言談中,我們又會得出另一種印象,中國文學在德國無足輕重。他老人家自然是喜好中國文學的,但很有點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意味。

葉廷芳:實際上,顧彬對中國文學感到興趣,而且寫了《中國文學史》,就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中國文學在德國有其影響。他只是對中國當代文學不看好。他在“世界漢學家大會”上也重申過自己的言論。他說,中國49年以前的文學是五糧液,49年以后的文學是二鍋頭。這個觀點,我也基本贊同。你比如說,49年以前,我們能排出魯迅、老舍、沈從文這樣一個作家陣容。解放以后,你能排得出來嗎?就是同樣一個曹禺,解放前和解放后,也完全是兩種情形,他后來基本都不創作了。為什么呢?因為解放前作家創作比較自由,即使被追捕,他也可以逃到租界里去,就是被抓進去等放出來,也不會影響他的人格。解放后就不一樣了,整天搞運動,作家就跟著遭殃。在浩然的《金光大道》里,一個支部書記和小姑娘談戀愛,居然連拉手、親吻什么的都沒有。這根本就不正常嘛。所以,那個環境里強調文藝要為政治服務,作家就不可能把心靈的東西寫出來,也就不可能有偉大的作品產生。

傅小平:依你看,當下文學的生存狀況如何?

葉廷芳:當下文學的生存狀況改善多了,比以前寬松多了,可參照的系統也多了,要放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根本就不可能產生像《白鹿原》這樣的作品。但作家還是不能完全放開來寫,經常有些書會遭到審查沒法出版。像章詒和,我和她比較熟悉,她的《往事并不如煙》被禁了,《伶人往事》實際上也在被禁之列,只是她發表了宣言說,我的第一本、第二本書都被禁了,要這本還是被禁,我就要用生命來捍衛我言論自由的權利,這樣就沒被禁。所以,在全國政協會議的發言上,我還是經常呼吁要給作家足夠的創作自由。因為創作不自由,很多好作品就出不來。

傅小平:有時我也想,把當下沒出大作品歸結為創作不夠自由是否恰當。畢竟很多大作品,事實上都是在不怎么自由的創作環境中誕生的。像前蘇聯就出現了像帕斯捷爾納克、布爾加科夫、索爾仁尼琴那樣的作家。不過換個角度看,作家創作上的受限,是否在某種意義上影響了想象力和原創力的發揮。總體上看,我們的創作還擺脫不了模仿的痕跡。我也聽有些評論家說,相比現代文學,當代文學已經有了很大的進步。這么說也許不無道理,但從文學原創的角度看,未必就那么樂觀。因為我們不能不承認,當下很多創作依然跟著西方亦步亦趨。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的創作是進步了,但人家同時也在進步。這樣相比而言,也可能是進一步拉開了差距。

葉廷芳:實際上,作家創作都會經歷一定時期的模仿,這是不可避免的。但你不能總是跟在人家后面亦步亦趨。西方國家特別強調新的創造,強調作家創作對當代文學的推動。所以我就講,中國作家要是不能在美學上有很大的突破,就不可能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當然,國內也有很不錯的作家,比如陳忠實、賈平凹等,他們固守自己的生活傳統,倒是寫出了比較厚重的作品。好多作家就比較浮躁,他們追求創作的速度,對生活的體驗就比較淺。

當然,這里面還有一個原因在于,中國作家普遍哲學功底比較差。你看,迪倫馬特大學五年都在學哲學,加上有藝術上的直覺,寫出來的作品就特別有深度。我們中國有思想家,但沒有哲學家,被封建主義一禁錮,后來干脆連思想也沒有了。你看,在科學領域、技術領域、音樂領域,我們都有世界頂尖的代表人物,在意識形態領域,卻很難找到。要知道,沒有自己的思想家、哲學家,這是很可悲的。魯迅就曾強調要思想立國,但我們長期以來講的都是一元化,都是輿論一律,這就不可能產生思想,而沒有思想就沒有洞見,表現在文學上,就是普遍的觀念落后。有些東西我們自己看來獨特、新鮮,但要是知道西方早已有了這樣的存在,你再拿來衡量一下我們自己,就會感到自己很落后了。

傅小平:我想到北島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曾表示,他對自己出國之前寫的詩歌很不以為然。但在我們國內,最為認可的是他早期寫的詩歌。對他出國以后寫的詩歌,卻基本沒有介紹,更談不上有研究。我想,北島的這種“不屑”,不管是否是一種姿態,都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有價值的視角。

葉廷芳:有一年,我和第五代詩人楊煉一起在酒館里喝啤酒,他說的一句話我記得特別清楚。他說自己出國以后才發現,他1987年前寫的詩歌都不算詩。不算詩,那算什么呢,就是文化垃圾嘛。楊煉要是依然生活在中國,估計說不出來這樣的話。我想,他不是矯情,而是出去八年十年后,反觀自己詩歌創作得出的真實感受。但我們就因為他寫了早期的那些詩歌,至今還把他當成先鋒派。你想,楊煉尚且如此。顧彬一直生活在德國,生活在歐洲,對中國的很多詩歌、小說,就肯定看不上眼了。



傅小平:在一篇談論建筑的文章中,你寫道,匠人永遠不是藝術家。同樣的道理,我想在你看來,一般意義上的譯者也算不得翻譯家。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盡管翻譯是帶著鐐銬的舞蹈,卻未必是亦步亦趨跟著仿制,它很可能是一門充滿創造性的藝術。因此,很多翻譯家都視翻譯為再創作。我想知道的是,在你看來,翻譯怎樣體現其創造性?

葉廷芳:以我看,翻譯重在把作品的神韻給精確地傳達出來。我們都知道嚴復提了一個重要準則。他說,好的翻譯要做到“信達雅”。實際上,要做到三者兼備很難。比如,“信”與“雅”就會打架。打個比方,如果原作不雅,你用雅的中文來表達,這就與“信”很有沖突。所以,以我自己的理解,翻譯的最高追求是形神兼備。就是說,翻譯固然要忠實于原作的面貌,還需要譯出它的味道來。有味道的翻譯,那才是真正的翻譯。就像京劇表演藝術家周信芳沙啞的嗓子,你很難說他是不是悅耳動聽,但他就是有一種特別的味道,讓你聽了有回味,聽了還想聽。英國美學家克萊夫?貝爾就說,藝術是一種有意味的形式。我舉個例子,朱生豪譯莎士比亞的劇作《溫莎的風流娘兒們》,這個“風流娘兒們”譯得實在是太妙了!在他之前,有人把劇名譯作《溫莎的浪漫女子》,還是《溫莎的浪漫婦女們》,無論是“女子”,還是“婦女們”,都沒有那種“浪漫”的意味,和莎士比亞要表達的主題更是相去甚遠。可這“風流娘們兒”不是太鄭重,也不是太貶義,恰到好處傳達出了原作的精髓,這就是神韻,這就是創造!

傅小平:體現在你自己的翻譯中,最典型的例子,莫過于對布萊希特一部早年經典劇作名的反復斟酌。這部劇作比較通行的翻譯是《三分錢的歌劇》,還有譯成“三角錢”、“三毛錢”的。你把它譯成《三個銅子兒的歌劇》,是出于什么樣的考慮?

葉廷芳:如果你了解布萊希特的戲劇觀和他的世界觀,就不必都拘泥于他作品字面上的意思。譬如,布萊希特的一些劇作被認為是“Das epische Theater”,有人譯為“史詩劇”,我以為這容易導致對布萊希特美學思想的整體誤解,就主張譯成“敘述劇”。

同樣,我們知道戲劇在歐洲是高雅的藝術,一般平民階層看不起。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布萊希特站在窮人的立場上寫作。他就想突破陳規,傳達出這樣一個理念:讓老百姓用一點點錢就可以買得起票,看得起自己的戲。書名里提到的硬幣,在當時最小的單位。可畢竟時代變了。你比如說,在我們中國,上世紀八十年代,用一毛錢買張票還講得通,換成現在,這一毛抵得上現在好幾塊錢了。你還在用這個計量單位,就顯得不適宜了。所以,我改成“三個銅子兒”,這同樣是最小的單位,卻特別有工人的氣息,文學的味道一下子就出來了。

還有,施托姆有一部中篇小說,講的是一對不合禮教的情人,生下了一個五歲的小孩。結果釀成了悲劇,這幼兒在五歲時就被淹死了。這么一個故事,有人把原作拉丁文標題Aquissubmersus譯成《淹死的人》,我就覺得不妥。你說一個幼兒,他還沒成人,他的死亡是一種夭折。我就想到中文的一個詞“殤”,這個詞非常有悲情,又能喚起讀者的悲憫之情,很符合作品的意蘊,所以我就把它譯成《溺殤》。

傅小平:我們都強調翻譯的準確性,但這準確不能僅僅停留在字面意義上,更重要的是,要透過字面意義去理解它背后蘊含的深意。我想,這自然包含了對作者創作心理,及所處時代背景等等的深入理解。

葉廷芳:何嘗不是這樣!你比如說,卡夫卡的那篇《饑餓藝術家》,李文俊也翻譯過,他譯成《絕食藝人》,我就不太贊同。因為這篇小說講的是,進行饑餓表演的一個藝人的故事。這個藝人把饑餓當成一門藝術要追求。他的表演開始很受歡迎,時過境遷以致門庭冷落,最后被轉移到一個地方,和馬戲團一起演出。結果觀眾都奔那些動物表演而去,他感到很落寞。他在籠子里奄奄一息了,就是不愿從從籠子里出來。最后,他因找不到適合自己胃口的食物而棄世。他是把表演提升到了很高的境界,你可以叫他是藝術家。當然,這里面還包含了淡淡的譏諷的味道。

傅小平:實際上,這也是卡夫卡一生的自況。

葉廷芳:卡夫卡追求文學一輩子,他對自己的寫作并不滿意,臨死之前,要求把自己的作品統統燒掉。他也特別提到包括《饑餓藝術家》在內的幾篇作品,覺得有點價值,但還是要求統統燒掉。去世前一個半月,在校對自己的作品時,他淚流滿面。他一生為文學而生,正如饑餓藝術家把饑餓表演當成了自己存在的依據。這何嘗不是反映了作家的真實心跡。

傅小平:現在有不少詩人,都自比“饑餓藝術家”,可見這個翻譯深入人心。有意思的是,也有一些作家把自己當匠人,或許是對某種職業精神的贊許,或許只是一種自謙。

葉廷芳:翻譯、寫作需要匠人的那種職業精神。但我并沒聽說,匠人就能當作家、翻譯家。在我看來,翻譯家同時也該是文學家。所以,作家協會要吸收會員,希望我提提建議。我就翻譯領域說了一個觀點。我說,你做翻譯的,你入會我不只是要看你譯了多少東西,更要看你譯了什么?要你對文學沒什么熱愛,譯得都是三四流、不入流的作品,那就說明你沒眼光,你明明看到那么多優秀的作品擺在那里不去譯,你看不到主次。你沒有文學上的要求,加入作協是不合格的。



傅小平:在我所熟識的文學翻譯家當中,很少有你這樣傾力對社會公共事務發言的。

葉廷芳:這方面我可以自我標榜一下,我有一種天然的社會責任感。這同樣來自于童年的經歷。手摔壞了之后,我就成為社會棄兒。讀小學的時候,有一次,我就聽到我的同學在議論,也就離我不到十米的距離吧,所以我能聽到。他們說,就我這樣書念出來,將來又有什么用?只有到了共產主義,才能混到飯吃。我那時就感覺,很多人把我看成是對生活沒用的人。所以,我自覺對社會但凡有一點用處都感到欣慰。從小我就幫村子里干各種社會工作。我幫著宣傳婚姻法。我還牽頭組織村民辦了農民劇團,我就自編劇本,自任導演,給鄉親們表演越劇。有一次,因為唱戲,還缺了三個星期課,差點被學校除名。后來進了北大,我也參加了紅樓社,還進了由蘇聯人多馬舍夫組團、著名指揮家秋里擔任指揮的北京大學生合唱團。

所以,我一直都在努力做一切事情。后來我出了國,發現了一些我們國人可能還沒意識到的問題,我就按照自己比較廣闊的眼界提出建議。這些可能對我的生活并沒有什么影響,但我還是要努力去做,因為,這對于一個人精神的完整來講是非常重要的。

傅小平:贊同。你最初介入社會公共事務,是怎樣的情況?是否遇到過一些阻力?

葉廷芳:八十年代前夕。我感覺北京這個首都的建筑面貌太不像樣,就寫了一篇《偉大的首都,希望你更美麗》,一萬多字的文章。其實那個時侯,也沒清晰地意識到,建筑是一門藝術。只是有一種本能的感覺,覺得它是一個大的雕塑品,會影響人的審美趣味。你看,那時北京的房子要么看著像火柴盒,要不就是冰棍式樣的,太單調。我就寫了這么一篇文章。先是投給《文藝報》的袁鷹。他贊同我文章里的觀點,覺得在報紙上就發兩千字,浪費了太可惜,建議我寄給《紅旗》雜志,它是黨中央的喉舌嘛。那邊就回信說,這里面有很多觀點,發出來會對北京市委市政府造成壓力。他們就建議我投給北京市自己的刊物。這樣,我就投給《學習與研究》了。他們總編回說馬上采用。這樣,最初就發在這本雜志上。

不久,《北京晚報》的編輯讀到了這篇文章,也覺得我說得有道理,就分四篇在他們的“百家言談”專欄里連載。后來,我對建筑的認識有了深化。就覺得在中國,建筑師沒地位。就像以前演員被叫做戲子。在歷史上,建筑師都是無名的工匠。你比如說,我們有座建筑要竣工了,在竣工儀式上,從來都只有官員出來剪彩。我們連這建筑是誰施工的,都不知道。國外可不是這樣,他們首先要請建筑師出來亮相。所以,我又寫了一篇《請建筑師出來謝幕》。之后,我又寫了第三篇文章《建筑是藝術》。有了反響以后,中央美院都認可我了。他們開會邀請我去參加。后來還特別開了一個關于建筑與文學的研討會。他們有建筑書籍的評選活動,也請我當評委委員,其他的評委都是科學院院士。這樣,我發現自己介入就比較深了。

傅小平:你的很多建言中,產生最廣泛影響的,要數關于獨生子女政策的提案。我看到有一篇相關報道題目就是,“‘葉廷芳提案’將載入史冊”。或許有點夸大其詞,但也說明你的建言切中要害,影響深遠。

葉廷芳:當時,北大研究中心開了一個關于人口問題的會議,請我去做簡短的發言,我就做了這么一個提案。我想,人口帶給我們巨大的紅利,也為我們創造了財富,我們卻要過度限制人口,這本身就不合理。你看,現在歐洲人口普遍在下降。而印度雖然人口世界第二多,也沒有像我們這樣實行極端的政策?因為,他們相信,人口本身并不需要太多的干預,它本身也在自我調節。

獨生子女政策很顯然破壞了人的“精神生態”,其最嚴重的負面影響未必在于“老齡化”,而在破壞了精神生態的平衡。有一次,吃飯正好坐在時任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彭佩云旁邊,我就讓她給常委帶了封信。我就說,只有一個孩子,就意味著以后孩子們沒有兄弟姐妹一起玩了。他就孤零零一個人,很無聊,完全影響了身心健康。而且,只有一個孩子還造成了溺愛,現在的孩子個個都是小皇帝,就像江河泛濫一樣糟糕。再說,農村婦女一般都很封閉的,你強行把她抬到手術臺上,實行計劃生育,她會感到奇恥大辱啊,我有一個親戚,就因此而發瘋了。所以我說,我們正在犯一個歷史性的錯誤,中華民族的子孫后代都將因此遭到精神困損。

我們當然不希望留給后世一個不正常的世界。從這個角度看,我們要加強人口問題的研究,要從倫理學、生命科學、人類學、兒童心理學等多個方面來展開研究。幸運的是,這樣的提議正得到越來越多人的相應。比如最近就有十五位學者上書,就這個問題從法學、人口學和經濟學等角度提出自己的見解。這是很好的現象。

傅小平:我們也知道,大多數提案未必能得到落實,即使落實也未必到位。所以,一方面我們要敢于突破一些禁區,另一方面也要考慮提案是否有可行性,而不是做做高調的姿態,說的話卻統統淪為無關痛癢的空談。

葉廷芳:我從98年開始當政協委員。就我了解,這些提案能落實的占少數,而且都不是非常重要的大問題。我是無黨派,總體來說,以黨派的名義提案,會受重視一些。

傅小平:其實,現在不少知識分子都比較犬儒主義的,明明看到存在的問題,但覺得自己即使提出來,也未必能得到呼應或是解決。再說,有的時候說了不免得罪人,給自己的利益帶來損害。所以,與其惹一身騷,還不如揣著明白裝糊涂。

葉廷芳:這方面,我是有切身體會的。政協開會很多時候就被人說是開神仙會。依我看,你可以不發言,但你發言了就不能總說些不痛不癢的話。現在很多所謂的知識分子啊,大多都沒建立起自己的獨立人格,沒有說真話的膽量。他們私下里牢騷滿腹,但很少在公共場合發出自己的聲音。有的時候我發了言,就會有人給鼓掌,給我遞條子說我敢講真話、良知未泯。也會在私下里對我表示支持。但他們自己在公開場合就是要么一聲不吭,要么亂說一通。所以,我說我們的知識分子都是太聰明,太世故了!我們過去還批評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依我看,中國基本沒有資產知識分子,他們還不配,絕大部分都沒有資格。因為,資產知識分子把發言看做自己天賦的權力,他們在任何時候都敢于發表自己的言論,并為此承擔責任。中國有多少這樣的知識分子呢?

傅小平:這個反問問到了點子上。正因為現在的知識分子讓人失望,所以有些人主張從自己的文化傳統中去尋找精神資源。我記得,馮驥才有一次在演講中談到巴金就感慨,幸好巴金和冰心一直活著,和我們一起進入了當代文學。他們把‘五四’那個時代知識分子的靈魂給貫穿過來了。我想,他其實強調了這種精神觀照的重要性。私下里我也經常聽說,過去的讀書人是怎樣有擔當,讓人“雖不能至,心向往之”的。我知道你和馮至、何其芳、朱光潛這些老一輩知識分子有很多交往。他們在何種意義上影響了你,同時關照了當下?

葉廷芳:我和馮至接觸最多,在北大當助教的時候,我們在一起。到他當了中國社科院外文所所長,我們也在一起。后來,做《魯迅與外國文學》時,也是請他老出來掛帥,所以,對他有些了解。我記得,50年代,大學校園里鬧風潮,西語系有的學生提出要批歌德。當時,他任西語系主任,他不顧自己可能受牽連,堅決抑制。他對學生們說,歌德是德國人民的驕傲,是德國文學史上最偉大的作家。如果你們要批歌德,就會傷害德國人民的感情。聽了他這番話后,學生們都心服口服,以后就沒人再批歌德了。

讓我印象深刻的還有,他治學非常嚴謹。到了晚年,他把早期翻譯的作品拿出來看,都要重新校對。另外,他寫過一部東德的文學史,有一次寫簡歷的時候,他就不愿提那些他自己覺得沒能體現水準的著作,有些編譯的文章,他就更不愿提了。好多年前,我們做了一本《從顛覆到經典》的書,里面有一章專門寫里爾克的,因為他對里爾克有研究,就請他來寫。我催稿的時候,他說自己對里爾克

晚年那些東西沒搞懂,沒理解到那個份上,寫起來有困難,就叫我找別人去寫。

不過,作為一個人來講他也有缺點。他是那種比較順從的“YES們”,他也明哲保身,五七年的時候,明明知道艾青沒什么問題,為了表明和他沒什么關系,也寫了批判艾青的文章。所以,在人格上也不是一個很真實的人。當然,他后來覺醒了。

傅小平:至于何其芳,前面聽你說了一起逛舊書店,教他學德語的事了。你和他之間想必很有些有趣的故事。

葉廷芳:是啊,跟何其芳的交往說來話長。現在想起來,跟他的第一次見面就很有戲劇性。我后來知道他是詩人、散文家,又是學者,但我最早知道他就是個詩人。我讀過他的詩,也聽說過他的為人,他真是把我征服了,我就懷著一種朝拜的情緒,特別想去拜訪他一次。本來我想寫一篇詩歌評論,我想如果能得到他的贊賞,也許他就愿意見我。也巧,文章還沒寫完,我就聽說文學所要一分為二,分出一個“外國文學研究所”!我很向往啊。我想,何其芳肯定要為這個新所招兵買馬了,這樣我就以要求調外國文學所工作的名義給他寫信,再附上那篇文章,就等著他見我了。但信寄出后差不多一個月了,都遲遲沒得到回音。有一天,馮至見到我說:“你給其芳同志的信他轉給我了!”我一聽,就知道有戲了!但他沉著臉,停了一會接著說:“難道你……你不知道我已經調到科學院來籌建外國文學研究所了!?”你想啊,馮至是我的頂頭上司和老師,要調工作,卻先找何其芳談,這不是越位了嘛!好在馮至沒有太計較,僵持了十幾秒鐘后,他說已經跟文學所人事處說了,叫我過后去報到。這是1964年清明節剛過的事。一個月后我就到文學所上班了!

上班后第一件事,我就想著實現我久盼的夙愿,去拜望他。等到通過他的秘書約定了時間,我早早去了,卻遲遲見不著他。原來他是個夜貓子,有熬夜的習慣。偏偏那天我去得早了。終于見到時,他倒是特別親切。他長得胖乎乎的,戴一副眼鏡,走路很快,右手還挎一個文件包,風風火火的樣子。一見到我就帶著濃重的四川口音招呼,“你就是葉廷芳同志吧?哈,我們的名字都以一個‘芳’字收尾,所以被我記住了。”

這次見面我印象很深的,還有他問我有沒有讀過《戰爭與和平》,看我我搖頭。他感到非常意外。他說,你把外國文學研究當職業,這樣的巔峰之作怎么都不讀!?好在很快,他的口氣就緩和了下來。他說起,自己第一次讀這本書,是在晉察冀的抗日年代,在一個村子里偶然發現了一本沒有譯完的《戰爭與和平》,便如饑似渴地搶來讀。但沒想自己根本讀不進去,還是硬著頭皮讀下去的!等到過了二十來年,他再讀這部書時,才真正感受到它的偉大。“真是氣勢磅礴,驚心動魄!”他說的這幾句話,至今還言猶在耳。

傅小平:朱光潛呢?我看到幾篇回憶文章,都說他教學非常嚴格。

葉廷芳:他給我印象最深的一點是提攜后進,平易近人。我記得我在北大讀書的時候,北大的文科真是人才濟濟。比如楊周翰、趙蘿蕤、聞一多的公子聞家駟等等都是鼎鼎大名。當然,其中也包括朱光潛。不過那時候,北大也有意要推陳出新,要培養新生力量。所以,很多老先生就對我們有點畏懼,生怕我們取代他們,對很多事都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即使碰到有些問題,也不來跟我們這些年輕教師爭辯。朱光潛就不一樣。有一回,他來給我們上美學課。我坐在正中間的位置聽課,看到窗外有棵樹,有好些鳥在樹上嬉戲,我看著看著不知怎么就走神了。朱光潛眼尖啊。他很快就發現了,就叫葉廷芳你站起來,把剛才講的重復一遍。當時,我很羞愧,但事后心里著實佩服他,后來專門到他家里表示了歉意。文革以后,我們都搬了家,住得遠了一些。我還是不時去拜訪他。老先生很博學,他學了五六種語言。我自己呢,感覺學一種語言都夠嗆。他就說,學一門語言就一定要把它學透。他還說,看書一定要看仔細,與其看懵懵懂懂四本書,不如就看一本書,把它老老實實給弄懂了,他的這些教誨都對我很有影響。

傅小平:這幾位老先生個性迥異,卻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治學嚴謹。相比現在的學術風氣,讓人特別感慨。

葉廷芳:就拿翻譯來說,過去出版社對譯文的把關是很嚴的。我自己在40歲以前,就沒有發表過譯文。記得上世紀60年代初,我在北大西語系文學教研室當助教。當時人民文學出版社送來兩部德國長篇小說的譯文校樣征求我們的意見。我們覺得兩部譯文的水平有一定差距。結果出版社決定只出一部,托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

那時,社會上也特別講翻譯的嚴肅性。我記得有一位俄文翻譯家曹葆華,他在翻譯上是很有造詣了,還是延安來的老干部。他在翻譯的時候,碰到牽涉到“修正主義”的人名,為了譯文能順利發表,就順手把名字給去掉了。被發現后,他受到留黨察看和五千元罰金的懲罰。那個時候,五千元可不是小數目,接近他兩年工資的總和,至少相當于現在十萬八萬的。

你想就因為有意刪了這么一個名字,就受到這樣嚴厲的懲罰。可以想盡當時翻譯的風氣。那時總領導都要一字一字過目的,還要層層嚴格把關。現在不要說刪一個名字,就是漏頁刪頁的情況,都見怪不怪了。有的人缺乏起碼的社會責任心,不顧自己的水平和實力,大干快上,盡出次貨。有些有一定實力的人也一心為了牟利,把道德底線都丟棄了,搶譯、快譯、重譯,根本不顧質量。還有一些出版社都沒有外語編輯,還要出翻譯作品,而且還要求多快好省。我們那個時侯可不一樣,就是傅雷翻譯的作品,都會有學法語的編輯把關,現在是胡來。



傅小平:感覺你們這一代人對國家的前途命運有著更為復雜的思慮。從你們身上,特別能感受到那種急迫的責任感和使命感。我想,這和你們特殊的成長背景有關,也和你們接受的教育有關。你經歷了建國前后兩個截然不同的時期,也有改革開放前后的對照,想必對教育尤其是人文教育有自己深刻的理解。我記得何兆武先生還口述過一本《上學記》,對照現在的教育來讀,都讀出很多有意思的東西。不妨也談談你的“上學記”。

葉廷芳:那還得從我出了那次事故說起。我殘疾后,不僅生活艱難了,我的教育也差點為之擱淺。你想,1949年初,全國還沒有解放,國民政府的公辦學校是不要殘疾人的。我可以去上私立學校,但這要收很多錢。就我家的家境,根本就無力支付這筆費用,所以上不起,我就這樣被耽誤了一年。

等到解放了,很多人就說,像我這樣的情況應該去讀書,好歹中學畢業還可以教教小學,混碗飯吃。但我父親那樣的農民,對上學就沒什么概念。況且,那時,解放軍一路借糧,給一個紙條,說將來頂農業稅。所以,剛解放那年農業稅特別高,家里收了7000斤糧食,交了5200斤。剩下的糧食,全家六口人吃飯都比較困難,上學就更不要說了。

傅小平:你最后還是去了衢縣中學讀書。是不是和共產黨的特殊政策有關?

葉廷芳:要不是有個考高中的同村人提醒,我也不知道共產黨的學校會收殘疾人。那時,人們的觀念還比較舊,就是知道有這么個事,他們仍然不讓我報考。我不服氣,轉了一圈去問管事干部:“共產黨不是跟國民黨不一樣了嗎?”里面的人愣了,沒辦法回答,才同意我報考。

這次,我考上了初中,學費是70斤大米,因大米是當時最值得信任的硬通貨。但父親強調經濟拮據,不讓我去上中學,可我還是要去。最后在開學兩周后,我不得不違抗父命,在一個下雪天,背著他擅自挑了行李進城,從一個堂兄弟那里借了40斤大米,先交一半學費,才獲準去上課。

傅小平:后來上北大,是怎么交的學費?

葉廷芳:實際上,單憑我一個人,還有我家的能力,我是上不起大學的。那時,我父親去世了,沒有了經濟來源,我就有資格享受人民助學金,每月12.5元伙食費。最窮的學生,每月可以申請4元零花錢,還可以申請棉襖、單衣。我申請到了3元錢的零花錢以及衣物。加上有親戚每月給我3元錢,雖然家里經濟困難,但是大學過得還是無憂無慮。所以說,我們這一代年輕人確實享受到了社會主義的一部分實惠。

傅小平:說說怎么上的北大?我知道你是過了兩年才考上的,想必其中經歷了一番艱難曲折。

葉廷芳:中學畢業時,我的成績在班上數一數二,全班80%的同學都考上了大學。雖然可以填很多志愿,但我沒有被任何大學錄取。這有可能是因為身體原因,招生的人對此有偏見。還有,我高考那年,莫名其名,開展了“反封建補課”運動。我家本來是中農,但是那年多劃了富農,把我家也劃進去了。這種變化,也許影響了我的升學。為這件事,我寫信給中國人民大學。想來這個新學校,會比北大這樣的“舊”學校公正些。但我得到的還是那種千篇一律的回答。第二年我未改初衷,還是想考國內領先的綜合大學。前三個志愿分別填了北京大學、南京大學和復旦大學。進了北大后,從農村來到大城市,感覺一切很新鮮,學校還有十幾個文藝社團,自己的精神面貌也大為改觀。

傅小平:我注意到碰到阻礙時,你也會苦悶、彷徨,但很少像很多知識人一樣發牢騷。而且總能從絕境中看到積極的因素。是不是因為在年少時經歷過艱辛坎坷,對很多窘境都能處之泰然?我想,你這種好的心態,對于社會轉型期躁動且易于失衡的知識界,是有重要的借鑒意義的。

葉廷芳:我要特別提到中學里的一位語文老師。那時,他剛從杭州的一所大學畢業,帶來很多的新鮮知識。他這人非常有個性。有次在課堂上,他批判毛澤東的一篇講話。這篇講話里,毛澤東開場就是“各位同志們”,他就說,既然已經是“各位同志”了,就不該加個“們”了。后來,我們學習一篇散文,奧斯特洛夫斯基寫的,他寫到殘疾人的心理感受。他就要求我們以《我的一天》為題寫一篇作文,我就把我受到的歧視,別人對我的議論都寫進去。那個時侯,作文發放回來以后,老師都會有批閱。我以為,他一定會鼓勵我,叫我不要顧及別人的議論什么的。沒想他說,按一般外表看,人家的議論是正常的,沒有什么惡意。如果經常抱有這樣一種心理,將會失去很多朋友。他的話可以說是一針見血,我決定做一個坦坦蕩蕩的人,做自己應該做的事情。不再去計較這些,也就是從那個時候起,我在精神上有了一個大的飛躍。

你想啊,人在成長過程中總會受到某些不良影響和局限,一個人向上,就要自覺地避免這種不利因素和局限性。我從逆境當中出來,對自己的經歷成長就比較在意。我從農民家庭出來,農民雖然有勤勞善良的一面,但也有自私狹隘的一面,我就時時警惕這個環境可能會對我造成的負面影響。另外,我的身體有殘疾,性格容易孤僻,容易傾斜。我就經常自我調整。所以,總體來看,我還是很健康的,我為此感到欣慰。

葉廷芳,1936年11月出生于浙江衢縣。1956年考入北京大學西語系德語專業。1961年畢業并留任助教。1964年進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至今。著有《現代藝術的探險者》、《卡夫卡,現代文學之父》等。譯有《迪倫馬特喜劇選》《溺殤》等,并譯有部分卡夫卡的短篇小說以及有關卡夫卡、布萊希特的理論著作。此外有相當數量的散文、隨筆和有關戲劇、建筑與藝術方面的評論文字。



博鰲觀察:偽經濟學已成改革阻力
中外文學名著中描寫的共濟會 哈佛大學裴宜理教授給政治學研究生開的書單
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關于日本那些事
保護人類文化的多樣性
路邊談話:弱勢群體的出路在哪里
宗教商品——左手祈禱,右手玩具
一個經濟學者關于政治問題的一些困惑
北京大學法律系教授蘇力:認真對待人治
周濂《你永遠都無法叫醒一個裝睡的人》
中國人看南洋華人
解讀文明大跨越的奧秘
試論現階段我國社會價值觀的基本現狀及其困境
美國天才女預言家珍妮.狄克遜—人類的希望在東方
中國家族企業的可持續發展對策研究
最大的挑戰是通過什么方式去拍中國
中西文化心理模式分析
我始終不信努力奮斗的意義
全球化視野下的文化自覺 香港內地口水戰引發北京擔憂
跨文化共事
船長的女兒-周美青
鏡前訪談:收視情境下的人際傳播
吳曉波:企業史就是一部政商博弈史
解密瑪雅人世界末日預言 2012描述僅是詩意
潘綏銘談社會調查的倫理界限
《中國難題》美國大學對中國留學生分析
怎樣進一步增強文化自信
世界知名大學的網絡課程資源
500本值得一讀的電子書
免費電子圖書免費下載資源古代文化其他1 古代文化其他2

本欄目主要介紹文化其他,古代文化知識方面,包括最新的文化其他,中國傳統文化常識,中國古代文化常識,一個國家沒有自己的思想家、哲學家,是很可悲的,中國傳統文化,中華傳統文化,中國歷史文化等。特別關注有關人與文化的價值方面的研究。

古代文化,傳統文化,歷史文化頻道首頁 文化其他,古代文化常識頁首

2018网球年终总决赛决赛
铁牛配资 51配资 股票推荐 基金配资地址 策略盈配资 中国股票配资平台排行榜 理财平台排行榜前40名 手机炒股软件免费下载 fct游戏理财平台 十点配资